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持续强调对外开放，始终践行着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中，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外开放不会止步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RCEP签署，我们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提高。中国不断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并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同时，随着我国传统要素红利优势下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上升，传统开放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探索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范式迫在眉睫。

过去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通过发挥自身的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西方大国对我国的战略定位也在逐渐改变，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逆流，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提出在更高的起点进行改革开放。如，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之所以一再强调对外开放，是因为只有发展更高水平、更高标准和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才能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容应对挑战，拓宽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综合国内外形势的必然选择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高标准和高质量开放与之配合。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事实胜于雄辩。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密集推出多项重大开放举措，如，不断增加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积极考虑加入CPTPP等。这些积极举措表明新时代的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高水平开放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应用，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重塑，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合作竞争格局，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贸易需求增速下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力上升，贸易冲突增加，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区域贸易规则重构加速推进，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深刻挑战。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而且还是在此基础上规则和标准等的制度型开放。从商品和要素角度看，高水平开放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增长；从制度型开放角度看，高水平开放要通过规则、标准、制度的优化，营商环境的改善、创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条件，从而不断提高要素投入效率，实现产出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日益融合，任何脱钩、封闭、碎片化和零和游戏的想法都是非理性的，唯有联通、开放、全球化和互利共赢才是正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中国政府主动应对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挑战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

推进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开放，自贸区是关键抓手

以“规则和标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瞄准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建立高标准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试验场。从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创立以来，其在探索对接国际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已累计有260项制度创新的成果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和推广。自2013年上海设立第一个全国性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开始，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扩容，至今已经在全国21个省市设立了21个自贸区。

自贸区除了在制度创新中发挥共同的作用外，还将各自服务于特定国家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自贸区将在推动构建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构建高标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产业基础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引导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目前长江经济带自贸区数量和分布情况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自贸区密度最高的地区，在11个省市中，有9个省市设立了自贸区，这些自贸区相关片区覆盖了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的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和核心地区，这些地方是相关省市经济、产业和人才密集的地方，在相关省市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办好自贸区是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省市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抓手。

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国内的主要交汇地带，是我国率先进行自由贸易规则和制度探索的地区。自贸试验区在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是自贸区的一项重要使命。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长江经济带理应承担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先行者。自贸区要在借鉴吸收国际先进规则和做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行之有效、可复制推广的对外开放规则；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加高质量和高标准制度供给，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此，自贸区要正确处理开放和安全之间关系，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立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和标准自贸区，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世界正处于新一轮高标准经贸规则重塑关键期，只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应对国际经贸易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才能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强化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织好织牢高水平开放“安全网”。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对外开放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才能更好地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